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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队长带我们几个知青和壮劳力打头刨垵子,铁路局来了军代表

1

我插队下乡到海城牛庄南8里多地的沙河沿村。那时候,这里的大田基本上种的都是高梁、苞米和少量的水稻。种地的方法也比较原始,基本上是传统的人工操作。

当年,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农民们形容某片田地肥沃,常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插根筷子都能生根。这我不信,绝对不信。我虽然没有多少土壤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好歹也读过几年书,这个比喻也有点太不着边际太不靠谱太夸张了吧。不管土地有多肥沃,也不管当地气候如何湿润温暖,可筷子无论是木质的还是竹子的,肯定已经彻底失去了任何生命机能,那它还怎么生根发芽?那个年月,若有塑料筷子,就更不可能。能发芽的不能称为筷子,而是还没彻底晒干巴的小树棍或竹棍。这可用当年我们经常引用的一段论述来说明,一定的温度可使鸡蛋变成小鸡,却绝不能让石头变成小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这就涉及哲学方面的命题了,绝非抬杠。

清早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鲍思孝喊我和几名体格壮实的知青同学跟他一起去种高梁。我们拿了镐头直奔村子南头的“六田地”。这时,一帮子社员已经先到了那里。种地的人一共分了5组,每组6个人,顺着垄沟排成5排,鲍队长打头:刨垵儿;点种子;踩格子;上肥;盖土;压滚子……,这是种地的全部工序。

可我万没料到的是,后来,有一根筷子真的生根了,而且一扎几十年,直到今日,还孽生出两枝很茁壮的支杈。

鲍队长带我们几个知青和壮劳力打头刨垵子,后面紧跟着就是后几道工序了。开始还行,走一步刨一垵儿,照着鲍队长的样子,镐落镐起,低头刨垵儿抬头看垄,步伐整齐地向前走。一上午在足有2里长的垄沟里往返了6次,一共种了12垄高梁。其实,种了五根垄的时候我就有点儿扛不住劲儿了,手臂开始发颤,腿也不听使唤,跟不上鲍队长的步伐。原以为不就刨个垵儿呗,社员能干我也能干。结果一比量,根本不那么简单,一上午就累得腰腿疼脖子酸了。

这根筷子叫张海俊,我从小要好的朋友,初中时的同班同学。

收工回青年点就一头倒在炕上,吃饭下地都不想挪动一步。另外几个知青同学也累得趴了窝,下午都想休息,不想去了。上工的时候,一个叫二铁子的年轻社员来青年点喊我们,看我们躺在炕上七扭八歪的样子,笑话我们说:“瞅你们那熊样儿,陈帐子倒了一排,一个上午就累垮啦,还想不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他的话带着刺儿,弄得知青们都没了面子。大伙儿都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揉揉眼睛,喝口水,跟着二铁子上工去了。

2

下午又种了10垄地,“六田地“的高梁算是全部种完了。收工的时候,二铁子和一些社员夸我们知青好样儿的,到底坚持下来了。我们享受着劳动后的愉快,有说有笑地向村里走去。

我和张海俊下乡时都是十八岁,去的地方离家不远,坐火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行程。这似乎跟按学校按班级的统一调派有关,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嘛,总得找个能听得到火车叫的地方。听说为争取这一点,铁路局尽了很大的努力,包括答应可给安置知青的县城和公社优先调派车皮。这一近,就给我们这些铁路子弟们经常回家提供了便利。至于火车票嘛,家长和知青的心目中早达成了共识,都是铁路家的孩子嘛,都是响应伟大号召去大有作为的,还买什么票呢,就好像回家敲门,太外道了吧。

庄稼生长的时候,一天变一个样儿。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场大雨过后,高粱苗长得快半尺高了。鲍队长又要领着我们“开苗”了。“开苗”,就是把每一垵儿的高粱苗中最好最壮实的那棵留下,其余的苗儿和杂草全都铲掉。这可是个细致活儿,不仅要心细、还要眼准、手快,不能留下差苗铲掉好苗。有了种地的经验,我们几个知青个个摩拳擦掌,这一回可要好好比试比试。俗话说,“人勤不如家什妙,磨刀不误砍柴工”。“开苗”的头天晚上,我们几个知青把锄头磨得铮亮,决心第二天把活儿干好。

但这“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并没维持多久。铁路局来了军代表,军代表是个老八路,据说对为时尚不久远的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他在坐火车巡察一番后拍了桌子,“这叫牛犊子拉车,乱套!一帮小毛孩子,还没王法了呢!不管是谁,想坐车,都买票!”

在地头,三十多个社员和知青摆开阵势,一字排开,还是由鲍队长打头,每人包一根垄“开苗”。一开始也看不准好苗差苗,有时留下了差苗;有时为了跟上队长的速度,杂草锄不净,甚至一着急连苗带草全铲掉了,心里发慌,一阵阵地自责。然而,越慌手脚越乱越感觉累,浑身的劲儿不知往哪儿使,不知不觉地把锄头把顶在胳肌窝上往前“开”着。我的慌乱被鲍队长发现了,他看着我笑了,说:“你别抱着锄头“开”啊,越抱越累。伸开胳膊,握紧锄把,看准了壮实的大苗留下,小苗和杂草铲掉!”按他说的,我试着镇静下来,精神放松,姿势摆正,用心“开”苗。还真灵,速度虽然慢了一点儿,可大小苗分得清铲得快,慢慢地也跟上“开苗”的大队伍了。

这些背景资料是我从爸爸口里知道的,我所亲身感受到的气氛则是严防死守如临大敌。那天,已是暮色垂临,我和张海俊跨出车门。下车的旅客不少,其实多数是知青,不下百人。落脚之地是三等小站,几组铁道线路,不长的站台,横空一道天桥,那是出站的唯一通道。但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很少有人按规矩行事,顺着铁道,或向前,或向后,或跨过对面的铁道,便直奔了广阔天地。可那天的情况特殊,站台对面停着一列货车,便与站台这侧的客车夹成一条狭长的走廊。下车人一下都拥在站台上不动了,因为站台两头都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士兵,一个个笔挺威严,密层层封堵了昔日可自由往来的去路。有车站工作人员拿着电动喇叭喊:“下车的旅客请经由天桥出站。没买票的旅客在出站口补票。”

下乡插队的几年,农活儿确实干了不少,大多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回城到鞍钢当工人,对繁重的体力活儿都能抢着干。再后来,生产力发展了,工厂逐步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很少再干重体力劳动的活儿了。

这好比瓮中捉鳖,四面围堵,只留那么一个出口,插翅难逃了。少数买了票的往天桥走,大批的知青们则拥在站台上不动,低声的议论与咒骂嗡嗡嘤嘤。我对张海俊说,今天要倒霉了。张海俊问,怎么说?我说,花钱补票呗。张海俊冷笑,不嫌窝囊?我说,看来今天得认了。张海俊说,愿认你认,顺着腚沟子流大汗一天挣不到两毛钱,显你趁啊?他说的是实情,别看我们插队的地方交通还算便利,但生产队的分值却低得可怜,年终能不能兑现还得另说。我嘟哝说,那可咋好?张海俊前后看了看,低声说,把你的大棉袄脱下来给我。我问,啥意思?张海俊说,少废话,快脱,别让当兵的看见。

站台上的人挤成一团,乱糟糟,高挑在头顶的路灯也昏昏不明,想不让执勤士兵看到我脱大衣很容易。我身上的棉大衣是我爸前些年在工务段当养路工时发的工装,我下乡时便给了我,大衣左胸上印着路徽和安全生产的字样。这一点,张海俊就没法跟我比了,他爸爸是餐车上的厨师,厨师不发棉大衣。

张海俊穿上了我的棉工装,吩咐:“随大溜儿,要快。”

我没听明白他的话,更不知大溜儿将怎么行动,可眼见着张海俊已拨开身边的人,大步向着列车尾部而去,走出没几步,又听他扯开嗓门喊:“还发什么呆!赶快经天桥出站,没买票的抓紧补票,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谁也别想捡国家的便宜!”

张海俊他要干什么?疯啦?可站台上的知青们却以为他是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便避瘟神地四下躲闪,任由他一路直冲冲往前走。

张海俊继续喊:“不许钻车!知不知道钻车危险?敢钻车的加倍罚款!”

知青们怔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了,这响彻站台的吆喝无异于提醒,眼下的唯一逃脱之路就是钻车,从对面的货车或身旁的客车底下钻过去。人们好像炸了圈的羔羊,呼地一下散开,各寻了遁身的去处。执勤士兵的哨子尖厉地叫起来,随即就是奔跑而来的脚步声。那一刻,我呆了一下,就在一个士兵要抓住我胳膊时,一缩身,急闪到货车轮下,由于慌急,脑袋还被底梁重重地撞了一下。

哪还顾得疼不疼,钻过车轮我就往插队的方向跑,身前身后还跑着几个陌生的知青。我一边跑一边往后看,不知张海俊是不是也跑出来了。没想,张海俊突然从铁道旁一根电线杆子后闪出来,哈哈地笑:“还跑什么,一帮惊枪的兔子!”

我喘息着,问:“你也跑出来啦?”

张海俊得意地笑:“我可没跑,咱哥们儿是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走出来的,大摇大摆。”

我说:“他们没问你呀?”

张海俊说:“问我什么?我是李向阳啊。就咱这扮相,正儿八经的铁路工作人员,《平原游击队》白看啦?”

看他那得意的样子,我可以想见他经过那些执勤官兵身边时的样子。这个张海俊,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真是生错年代啦!

3

我在乡下干了三年,抽工回城后去的单位是铁路局管辖的木材加工厂,开大卡车。木材厂占地面积大,在市郊,厂里给住在城里的职工每人发了一张通勤票,有了这张票就了不得啦,进出站晃一晃,一路放行,没人细看。

可张海俊却远没有我幸运了,他留在了乡下,而且极可能一辈子留下去,究其原因,则完全怪他自己,怨不得别人。

我们下乡时是深秋时节,大地光溜溜,剩下的庄稼活已基本在场院。第二年,忙过春播和夏日里的三铲三趟,等着的就是秋忙了。可就在等秋收的日子,张海俊出事了。

事情出在护秋上。玉米开始结棒时,生产队长挑出几个男知青,说庄稼有些成色,该护秋了。以前,村里的青壮年护秋,有人监守自盗,还有人抓到偷秋的人磨不开脸,都是乡亲嘛,睁一眼闭一眼也正常。这回你们城里的小伙子来了,太好了。你们两眼一抹黑,不管抓到谁,都给我往生产队带,立功有奖,我给你们加工分!护秋员的任务关键在夜里,两条腿得一刻不停地走,眼睛更得像夜猫子一样地圆瞪着,工分加厚,一天15分,不低了吧?关于护秋的地块,村东主要是花生和大豆,这时节花生和大豆正好烀了吃;南头那片地瓜也让人眼馋,大点的已把地皮拱出缝了,又正贴着进村的路,也不可不防;护秋最当紧的是村北和西边的苞米地,人一钻进去,立时没个影。尤其是村西那片,贴着公社的砖瓦窑,窑上没黑没白不熄火,窑工们夜里饿了,常溜进地里掰苞米,那窑眼蹿出的火苗子又正好烤苞米,哪年那片地都不少丢庄稼。

有人嘟哝,知道丢,还在那儿种,不是缺心眼吧?

生产队长姓佟,但村里人都喊他大魔,是魔鬼的魔,还是沾了我们的村庄磨盘湾的磨,不得而知。听了种地缺心眼的话,大魔黑脸斥道:“别刚来乡下没几天就充大尾巴狼,你咋知道队上没种过别的?”

知青们开始抢任务了,东南北三面立时有人报名。我起手慢了点,抢到的是村北。那时,只有村西还没人投标,也只有张海俊一直没吭声,众人便把目光盯向了他。

张海俊翻翻白眼说:“瞅我干啥?俏活儿都叫你们抢去了,凭啥剩下的一块臭石头非得让我搬?大不了,我不挣那15分,随大溜儿一块收秋去。”

402.com,大魔说:“看村西确实不容易。那就20分,一天顶两天,这总行吧?”

张海俊冷冷一笑:“拉倒吧,谁还稀罕那几分,秋后兑现吗?”

人们一时无言。队长低头卷老旱烟,点燃,才慢悠悠地说:“我听说,张海俊常把自己比李向阳,智勇双全,天下无敌。今儿一看,也是吹牛不上税。中了,今儿的会就到这吧,大不了,我再另想办法,没有谁,你看地球转不转?”

人们散去。张海俊端坐在炕沿上不动,一副不尴不尬的样子。我不好也走,眼看着队长也快走出房门了,张海俊突然大声说:“队长,你还没说,村西那片地去年到底丢了多少呢?”

队长立住脚步:“我估摸,最少也得两千棒吧。”

张海俊说:“我不要一天20工分,也是15吧。今年收秋时你去数,那片地要是丢的苞米超过100棒,我连15分都不要!”

队长说:“好,就凭海俊这句话,明儿晌午,我让你婶子杀一只鸡,炒上两个菜,我陪你一醉方休。”

其他人还等在窗外,哄嚷起来,齐喊见人下菜碟,不公平。队长便又说:“那就都去,可我把话放在这儿,别人去都是多个人多双筷,我请的可只是张海俊。”

大魔不愧是大魔,说笑之间,就用激将法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丢给了争强好胜的张海俊。过后,我把这话说给海俊,他却哈哈笑,说你以为我真像傻李逵似的一激就上火呀?我玩这么一下,不过是让大魔别小看咱们知青。其实,那天我是第一个到的队部,进屋就看队长将几张已裁好的纸条塞进了口袋,他的打算是万一活计不好往下派,那就抓阄。可我偏不让他抓,所以你们抢地块时我才一直没吭声。不就是看一片地吗,多大的事,我还想落得自由自在呢。

护秋的队伍上阵了。东南北三面都跟鬼子进庄似的,悄悄地进行,出动静的不要。唯有西面的张海俊闹得很张扬。他从老农手里借来一件蓑衣,手里还提了一把镰刀,那镰刀加了一米多长的木柄,顶部又楔进一根拃来长的大铁钉,那就不光是农具,还是武器了,有点类似于古时的戈或钩连枪。而蓑衣则是乡人的雨衣过去式,那东西笨重,还须配上草帽似的雨笠,哪有小帆布粘胶的雨衣轻便又实用。当然,蓑衣的长处也非寻常雨衣可比,蓑草有很强的隔潮功能,所以蓑衣披在身上不仅可遮风挡雨,铺在地上还可充作床铺,湿冷不忌。那天,响晴的天,午后偏晌的时候,张海俊拉上我,出现在村西地头,那里距砖瓦窑也就一箭之遥,与窑上劳作的人彼此可见,视力好的甚至能辨鼻眼。他将蓑衣披挂在肩,手里张扬着那把长柄镰刀,在苞米地头来来去去,唯恐窑上的人没看到,扯开公鸭嗓唱苏联歌曲《三套车》和当时正流行的《这个世界究竟谁怕谁》,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唱到“可怜我这匹老马”时,调子要拔高,张海俊唱得声嘶力竭,逗得窑上的人冲着这边喊,野狼嚎,拉倒吧!

跟在张海俊身旁,看他脑门上滚下的汗水,我都替他热得慌。节令已立秋,秋老虎开始发威了。我说:“想吓唬家雀,还不如立一个稻草人呢。你想捂出痱子呀?”

张海俊说:“饿死鬼是人,不是家雀。”

我说:“你玩这一出,是想敲铜盆吓耗子还是唱空城计?”

张海俊说:“耗子们也这么想。”

我说:“你也不用担心海口夸大了,村北和你那片儿垅挨垅,你看不过来时,喊上我一声就是了。”

张海俊撇嘴:“这点事就搬援兵,我还敢自吹是李向阳?”

那晚,青年点的伙房刚揭锅,张海俊抓上两块饼子就走了,我猜他必是去了村西。夜半时分,他果然押回两个低头耷脑的乡下小伙子,两人脖颈上各挂了两根苞米棒子,他还用大喇叭喊来大魔队长,引得青年儿们都去队部看热闹。队长进屋就黑着脸问那两人姓甚名谁。砖窑是公社开的,毕竟按月开饷,所以能来砖窑干活的基本都是各大队的干部家属,起码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队长说,那你们自个儿选,认罚呢,一人10元;舍不得呢,我这儿备着现成的铜盆,绕着全村喊一圈敲一圈,就拉倒了。两人晓得敲铜盆的后果,都认罚,说身上没带钱,明天天一亮送来。因为丢庄稼的事,生产队曾经一次又一次找砖窑,甚至找过公社,于是公社便下了死命令,凡偷秋者,一律开除。队长阴着脸说,明儿你们要是不来呢,我可没工夫去找你们要小账。这样吧,都把裤带抽下来,明儿交罚款时再拿回去。那两人苦着脸,说我们回去还得推坯码砖,提着裤子还怎么干活?队长说,你们要早想到这一层,就不偷庄稼了。提着裤子回去,搓根草绳当腰带,怎么就干不了活?再说,那窑里比澡堂子还热呢,进去的人哪个不是只穿裤头?这事蒙不住我,不认罚就敲铜盆。

两人提着裤子灰溜溜地离去,看热闹的人忍不住笑出声,队长脸上总算现出笑模样。自从大魔来到小队部后,张海俊就闪了出去,他去牲口棚中抓来一把大豆,从厨间锅灶下扒出灶灰,将豆子丢进去。看来,从傍晚到半夜,两块饼子真是撑不住,他也想垫补。见队长放走了偷青贼,张海俊说:“我爬冰卧雪的,把贼给你抓来了,这就拉倒了?”

队长仍是笑:“什么爬冰卧雪?眼下刚立秋,出伏后还有四十天热天呢。”

张海俊说:“可伏天趴庄稼地里,蚊子和小咬叮起人来更邪乎,这队长大人也知道吧?你看看我身上的这些包,都快成丘陵了。”

队长说:“我知道你能把这帮小子抓现行,肯定不容易。都是南北二屯的,细论起来,兴许还和我家拐带着什么亲戚,他们不是答应明天送罚金来嘛。”

张海俊又臭又硬地说:“好人你当,挨骂的王八蛋留给我们做,这点鬼子溜儿别以为谁看不明白。”

我怕海俊再说什么,急拉他出了小队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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