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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党委召开落实中共中央55号文件负责人会议,都能够登载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了

1977年,一些出版社开始恢复与施蛰存的联系,诸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致信施蛰存:“适夷同志来谈,您以七十高龄,仍愿继续介绍外国文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热情壮志,令人敬佩。我们作为编辑出版工作者,对您尤为感激。”[1]1978年,施蛰存复职,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1978年12月,华东师大党委召开落实中共中央55号文件负责人会议。此后,学校党委成立落实55号文件办公室,各系各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对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所划“右派”分子进行复查改正工作。华东师大当时共错划“右派”285人,其中教师31人,职员9人,学生242人,工人坏分子3人。经复查,全部予以改正。[2]1979年3月13日,施蛰存的“右派”问题正式宣布予以改正,恢复原教授级别及工资。[3]

如果在党派与流派之间,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在思想统一与艺术自由之间等等既对立又胶合诸关系中,考察新感觉派本身结构错综复杂的交叉性多元性,细致梳理其现代作家群体聚合的文学史内外关联的理路和成因。那么,“新感觉派”过往纯文学单一小说流派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巨大空间。 一个用心感觉“风景”的文学流派 1925年夏,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并同在法文特别班学习语言,为准备去法国留学走到一起了。同学之缘,又加上时代的新青年有经世之志,思想信仰趋同。“1925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更同时经历过“大革命”前夜的是骚动激变。1926年底前后,杜衡、戴望舒曾被国民党右派学生告发被捕入狱,而施蛰存在松江却迎接过国民革命军。这期间,他们“一时高兴”,还办了一个小的新文学同人刊物《璎珞》,仅印了四期的小报开本的旬刊,发表他们三人诗、散文、译文等作品。这可谓“新感觉派”的受孕期。1928年刘呐鸥由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加盟其中,也带来了他在日本接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年9月,他创办了《无轨电车》半月刊,除了发表文学创作外,主要译介了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品和影响日本新感觉派的西方理论和创作。同时,他还出资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先后创办了“第一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和《新文艺》刊物。后来又因戴望舒与冯雪峰的结识,引发了大家阅读、翻译苏联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兴趣,出版了“新兴文艺丛书”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书籍。在丛书的翻译作者队伍中,也有鲁迅、沈端先、林伯修、冯乃超等左翼作家名字。显然,1928年至1931年前后的中国,既是左翼文学艰难的生长期,也是“新感觉派”的滥觞期。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主编《现代》月刊至1935年5月终刊。该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演变中占有着重要位置。刊物明确表白:“《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她不只是戴望舒等现代派诗歌的重要阵地,而且有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和“增大号”、“特大号”的创作专栏,及外国文艺译介、史料等。《现代》杂志和此时的现代书局、新中国书局等出版商,还重点推出了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中出版了施蛰存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集。他们与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小说一起营造了“新感觉派”的极盛期,也奠定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中以现代诗派和现代小说流派之独立存在的地位。当然,其中也不乏有鲁迅、茅盾的创作同期刊出。作为“新感觉派”的重要阵地的《现代》杂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有大容量的歌德、司格特、高尔斯华绥等外国作家作品介绍的“特辑”和“现代文艺画报”等栏目;也有杜衡与左翼文艺关于“第三种人”、“自由人”文艺论争的篇什,以及《现代》之后,1934年6月施蛰存又主编了仅出两期的《文艺风景》月刊。该刊有《现代》办刊风格的延续,特别发稿“较详细的外国新锐文学之介绍和翻译”,与“精致的不太冗长的小说”。也有《现代》少见的“短小”、“轻倩”的“小品随笔”。施蛰存说编这两个杂志不过是传达“追逐理想的路径”。“倘若我而以《现代》为官道,则《文艺风景》将是一条林荫下的小路”。“文艺的风景,正如大自然的风景一样,是构成于各种自然的现象,而自由地让各种人以各种心境去欣赏的。”在施蛰存做这番独白不久,刊物很快的终结,“中国新感觉派”的群体也就随之逐渐消散了。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活跃文坛的“新感觉派”,对文学是以“神往”、“默契”、“人同此心”呈现其“感觉”的。正是这种用心的“感觉”群体面对都市生存和文学世界有了广泛求“新”的包容心态,也营造了一个追求个性的群体丰富而复杂的生态。 以多元文化取向应对文学时代的转型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革命动荡的时代,也是新文学发生巨大分野变动的转型期,文学群体的发生发展恰恰是人与事关系的产物,也是世事、社会情势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新感觉派”生存策略值得文学史重新清理其中纹路。 首先,从成员构成来看,个体身份的交叉和联谊聚合的随意,彼此因同学同乡之缘,相互包容和尊重是基本的原则。除了上述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刘呐鸥等几个中坚人物明显的双重政治身份外,在“新感觉派”酝酿发生期,作家构成松散,几个主要人物的文学翻译爱好有着一定的同人性质。可是随后创办《新文艺》《无轨列车》《现代》《文艺风景》等刊物的作者队伍却十分广泛,杂志整体文学取向是综合性的。如他们包括了各类倾向的作家:冯雪峰、瞿秋白、丁玲、叶紫、钱杏邨、周扬、张天翼等左翼革命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巴金、老舍、沈从文、沙汀、艾芜、林徽因、沉樱等当时创作势头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现代》“创刊宣言”中明确说:“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因而“并不预备造就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这个作家群体的构成基本代表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转型中的各种新思潮之因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时事激变中变动和拓展,率先发生于富有激情和理想,极为敏感的文学青年身上,“新兴文艺”的“理想感觉”和“特殊的表现”、“唯物史观”、“革命与阶级”均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往往积极进取、探索与困惑、迷茫相交织。“革命与文学”对他们之所以同样都有吸引,某种程度正是两者最能够负载和传达现代人的精神罢。 其次,从“新感觉派”群体实际的工作来看,这个流派初期和生长过程中,也主要呈现于“革命与文学”之间行走的姿态。最初,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以及后来加盟的刘呐鸥,他们开办书店、出版社和创办杂志,本是文学趣味相同,多爱好翻译,追踪时代步履和寻求艺术创新,构成了他们思想主张的共识点。很容易发现“新感觉派”文坛行进的印迹,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与新形式新表现的新感觉文学,对他们并无二致。如刘呐鸥的《无轨电车》半月刊上,就发表了冯雪峰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为鲁迅辩护的着名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20世纪30年代初,一场影响甚广的“文艺自由论辩”,杜衡以“苏汶”笔名发表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章,与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的不自由》、周起应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文章,都能够登载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了。在这场文艺论辩中,“新感觉派”的骨干人物杜衡认为,把文艺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整个包括文学的涵意”,“只赏识看文艺的许多作用中的一个”,以强调注重文艺的特性。从而成为当时左翼文艺队伍批评的对象。但是,恰恰正是杜衡1933年最先编选了一本及时反映论争双方不同意见的《文艺自由论辩集》,“尽可能地使问题系统化”,“以帮助读者更理解这次论争真相”。论辩的核心问题是“文学与政治、与生活之关系”的讨论,不只是“新感觉派”的作家与左翼作家之间的争论,而是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转型中作家普遍面临着文艺功能、价值的困惑。彼此间意见的分歧实属正常,这本身何尝不也是一种现代性追求呢! 再次,从“新感觉派”群体的运作方式来看,集政治、经济、异质元素、移民等为一体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都市文化,提供了一批知识青年随性聚合的机缘,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对都市文化的认同和创造。前面已述,“新感觉派”中坚人物政治立场的双重性,以及刘呐鸥日本移居上海的身份。那么,经济和异质元素下,群体又以何种方式适应一个“革命与文学”交织时代生存需求呢?“新感觉派”生成机缘得益于两个重要的经济基础:一是,台湾人,从小生长在日本的刘呐鸥,不仅仅移居上海大都市,而且因其家境富裕,望族子弟,来上海可住洋楼,进舞场,看电影。“新感觉派”最初能够办刊物,建书店和出版社正是仰仗他的资金资助,同样,他们的书店出版社办了两年难以为继,杂志的停刊,除了外部原因外,也与刘呐鸥投资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施蛰存后来的回忆中有详细文字记述。二是,在当时每期的《现代》杂志都有五六千的可观销售量,不只是填补了上海文坛一度因政治剧变而文学贫困的空白,而且也给杂志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收益。施蛰存精心办刊策划的“特大号和专号”和新文艺的专栏,以及各类新兴文艺丛书的广告,其商业化的举措与中立路线,取综合、文艺、译介并重的主旨,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自然,读者也回报了刊物。“新感觉派”还在广泛消化吸收异质元素方面,丰富了都市文化的内涵。有良好外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根基的“新感觉派”注重译介,骨干成员并不仅有刘呐鸥对日本新感觉理论的传播,现代电影技术的热衷模仿;施蛰存受弗洛伊德现代精神心理的影响;穆时英通过感觉与表现之间来演化现代人心理图式。他们通过上海四马路、弄堂、影院、舞厅等都市空间场所的载体,找寻党派对峙、阶级冲突中的罅漏,将多元文化与独树一帜文学相调和,从而创造了现代文学流派生存形态的悖论与张力之典范。 “感觉”的叙事与抒情营造现代品格 “新感觉派”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学史存在,最重要的是其别具一格的创作,新感觉的现代小说和象征抒情的现代诗歌,我们已经有较多的关注。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创作的各种新气象的现代小说,如此集中地将飞机、电影、爵士乐、摩天楼、夜总会等现代都市的场景和空间,与生在其中的种种双重人格、异化人,以及各色心理流动、精神恍惚、意识朦胧、情绪梦幻的现代人之“感觉化”的表现,是那样抽象、神奇而又生动可感的跃然在纸上。他们与另一群“纯诗”艺术的信徒,像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林庚、路易士、金克木等诗人一起,他们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崇尚者和创造者,一个有独特艺术感觉的创作群体。显然,他们为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亟待表现繁华与腐朽“万花筒”般的现代都市生活之叙事空间,为激越奋进和困惑迷茫交织的现代人复杂的情感世界和矛盾的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新感觉派”现代主义的追求和探索,拓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艺术世界。 可是,“新感觉派”这个群体的文学史贡献,应该不仅仅是这些停留在其创作表面的“十里洋场”的畸形市井生活和海派风情之展示,或者是那些眼花缭乱的现代艺术表现技巧的追求。在“新感觉派”的群体创作中,还有着革命与文学边缘的行走,一种用心“感觉”时代步履的凌乱与整齐,探求文学转型中群体生存内在精神和文学审美的现代品格。“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不乏有反映革命时代新兴阶级的崛起,现实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捕捉。刘呐鸥的《流》小说中写了工人的骚动和罢工,并且直接指责厂主“花着工人们流了半年的苦汗拿不到的洋钱只去得了一个多钟头的桃色兴奋,怪不得下层的人们要闹不平——他们对着舒服的生活,丝绸的文化,还有多少时候可以留恋呢?——他们身虽裹着柔软的呢绒,高价的毛皮,谁知他们的体内不是腐朽了的呢。——他们能有多少力量再担起以后的社会?”施蛰存的《失业》《鸥》《名片》等小说中都市小公务员困顿人生的揭示,与《四喜子的生意》《阿秀》《薄暮的舞女》等小说中对社会底层人力车夫、舞女、娼妓等不幸和生存困境的表现,不论内容写的如何,这些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的眼光和视阈。同样,被誉为“中国的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笔下,也有描写战乱动荡社会中家庭解体的《莲花落》;刻画从农村到城市,客死他乡老乞丐的《街景》;在劳工中失去了胳膊,被厂主踢出工厂的《断了条胳膊的人》;人命不如《油布》里死于暴风雨中的送货工阿川;整天做面包的面包师,却无钱给年迈的母亲买个面包,结果偷了面包被老板开除的《偷面包的面包师》等等现实生活的篇什。仔细翻阅“新感觉派”小说,可以发现他们没有正面书写“革命的大众文艺”,“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刻画“革命的英雄”和“群众的英雄”。他们用心“感觉”的现实与文学之关系,并不取决于题材的大小,是否革命的话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杜衡表达他们的文学观更为明确:虽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是“这政治目的要出于作者自身的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出于指导大纲”。为此,最提倡“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的《现代》杂志中,我们同样读到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茅盾的《春蚕》、艾青的《芦笛》、臧克家的《当炉女》《拾落叶的姑娘》等散文、小说与诗,历史事件的追踪、现实底层人的关怀与现代人的体验和感觉融为一体。这恰恰正是“新感觉派”创作追求的指向,“以艺术的精神去感化人生”,透视与体验现实世界的人与事。在一个革命与文学既冲突抵牾又交错融合的时代,一方面迫使生存的环境“唯有不左不右的刊物才能够立足其间”,另一方面又要忠实于广大的人生、“人类的生存”,追求最真实的自我。这何尝不就是“现代人”的实际表征,现代审美品格生成的原动力呢!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群体以她的鲜明的创作特色,《现代》杂志办刊的中立立场,提供了许多有着历史与文学意义的现代经验,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解冻——“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和“永远是一个冷门货”

人们也许还对1957年各大报刊对施蛰存的批判记忆犹新,经过20年沉寂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上海的报刊对施蛰存有了全新的报道。

1979年8月,《文汇报》介绍上海师大二附中召开语文教学讨论会的情况,文末报道:“会议期间,上海师大校长刘佛年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徐中玉教授、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组教授叶百丰,中文系教授施蛰存、副教授谭维翰,上海交大附中特级教师沈蘅仲等,对语文教学发表了很好的意见。”[4]这则消息只是偶尔提及施蛰存,却与之前20年间关于他的报道截然不同。这预示冰雪正在消融,施蛰存晚年的春天即将来临。

不久,《文汇报》发表“本报专访”《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访施蛰存教授》,全面报道施蛰存在“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所从事的教育、研究、编辑等方面的工作。文中写道:“施蛰存患有气管炎、脉管炎、鼻炎;右手神经末梢颤抖,写字不太方便。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忘我工作呢?他的回答是:‘我尽我心,我尽我力。我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要为社会主义出力!’”[5]这篇文章奠定了施蛰存复出后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时间,《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等报刊开始报道施蛰存复出以后的文化活动。

自1980年代以来,各大报刊、出版社编辑纷纷登门拜访施蛰存,向老人约稿。诸如上海各大报纸副刊争相发表施蛰存的散文随笔,各大出版社的编辑均与施蛰存建立起长期的通信和文稿往来关系。整体而言,1980年代以来,他仿佛有了第二次生命,在公众面前重新出现。施蛰存晚年的复出,既是特殊时代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韧性、刚性和创造力。

复出后的施蛰存,如一坛年深日久的老酒,散发诱人的醇香,长期遭受冷落的他,开始逐渐“走红”,且频频获奖。1993年6月29日,施蛰存与程十发、吴贻弓荣获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有报道称:“当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年届九旬的施蛰存由两位礼仪小姐搀扶着走上领奖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表达了大家对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由衷的敬意。”[6]1995年4月13日,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访问团向老作家施蛰存、柯灵、王辛笛颁发敬慰奖。1997年4月16日,施蛰存与徐中玉、钱谷融三教授荣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颁发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终身成就奖”。

施蛰存的复出再次显示了他所具有的“有效价值”,诸多公益活动或政府组织纷纷重新关注施蛰存,邀请他参与、出席一些文化活动,借他的影响力来扩大活动的影响,营造名人声势以此来提升文化品味。如1989年,施蛰存与于伶、王元化、王西彦等人被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聘请为顾问。[7]1993年,施蛰存与冰心、汪道涵、夏征农、萧乾等人担任“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顾问。[8]同年,有报道记载:施蛰存与巴金、冰心、许杰、卞之琳、夏衍、艾青等老一辈作家捐献亲笔题词的代表作二百多册,公开拍卖,所得全部捐献给中国奥申委[9]……这些组织或活动垂青施蛰存,他似乎也随着追捧的潮流有些身不由己。不管愿不愿意,他还是成了那个远去的文学时代的标志。但施蛰存的魅力,除去其文化上不竭的创造能力之外,还在于他时常保持进取的锐气和执拗的知识分子品格。面对各种殊荣,施蛰存淡定而超脱,凸显出经历过风雨的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坚守。

解冻后,复出的施蛰存虽逐渐受到主流媒体和读者的接受和青睐,但相对于巴金等老作家而言,他被接受的过程是缓慢的。1990年,山西某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法大字典》,内收录有施蛰存写给王伯祥的一首诗,该书编者在“作者介绍”一栏写着“生于1905年,卒年未详”,施蛰存见后,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示“告存”。他说:“现在,我觉得也有向海内外亲友告存的需要了。但我不会作诗。写一篇千字文,麻烦《新民晚报·夜光杯》编辑通知,为我‘告存’。”[10]

当时,许多报道和访谈文章将施蛰存视作“海派文学”的活化石,多溢美之词,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施蛰存的生命状态和内心世界。倒是有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小文,较为深入地摹写了他在众声喧哗之中的寂寞与孤独。如张继合在拜访施蛰存后,写道:“谈话过程中,他认真地端详我写在纸上的每个问题,回答的声音放得极高。大概是他和太太听力都不好,长期‘嚷嚷’养成的习惯。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与社会不合作、对现实不妥协的态度,还有他对中国文学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思考。”[11]再如学者郜元宝指出:“且不说在整个三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施先生如何以唐诗和碑版书法研究者的身份遮掩着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的寂寞,就是在八十年代末以来,当他被当作出土文物而供海内外关心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者反复观摩、众手摩挲时,他的寂寞仍然一如其旧。”[12]

事实上,从施蛰存公开发表的一些散文、杂记中,我们很难咂摸出这位文坛老人的寂寞和孤独,那些犀利洗练的文字,隐现着心灵的隐痛和疤痕。不过,从近年间出版的施蛰存的书信集中,可以清楚地窥见他丰富的内心,他对新的时代持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在他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13]他对于外界的喝彩和追捧始终怀着一份谨慎和清醒。施蛰存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不打算写自传或回忆录,最近不少人找到我,要求我提供资料照片填表之类的,让他们写传记。我老了,今年91岁啦,也不打算写,别人要写自己找资料去写,我不提供。现在已停止写文章,我对时代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14]

1983年,施蛰存致信古剑,信中谈道:“你要写一篇涉及我的文章,可以随便写,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千万不要以‘说公道话’‘打抱不平’的态度出现。……我的实际情况是:文艺上的非正统,……只是由于非正统,故压抑着绝不提起我,用的是‘闷杀’的办法。所以我说,你不必说什么公道话,因为并没有人说过不公道的话。”[15]

1985年,施蛰存在另一封致古剑的信中说:“我是在慢慢地活过来,可是,永远是一个冷门货,你想为我炒栗子,恐怕再也炒不热。”[16]

1988年,当古剑在香港的报刊宣传施蛰存时,施蛰存致信古剑说:“这里‘官方’作家对‘异己’分子永远采取‘不谈’的办法。我的情况,和沈从文一样,永远被放在‘冰箱’中,外边的‘风’愈热,这里就愈冷,所以我也不很欢迎或感激你为我吹‘热风’。”[17]

1990年,施蛰存致信李辉,希望李辉写研究文章能客观些,“千万不要‘抬捧’我”,不要“推波助澜”。[18]

1990年,施蛰存致信刘麟:“电报吓我一跳,小生日逢此大荣幸,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不是巴金、冰心,你千万不要硬把我拔高,让我再静悄悄的‘蛰’伏几年吧。”[19]

当施蛰存荣获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后,学者李辉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对于施蛰存,这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自己身处逆境时的创造,体现了智慧的价值,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人的存在价值。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是他获奖的意义。施蛰存非常认同这个评价,将他引为知己。[20]毛时安敬佩施蛰存的人格,他说:“评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施蛰存先生说什么也不肯提供材料,执意把奖让给年轻人。”[21]施蛰存在写给作家赵清阁的信中说:“你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狼狈相了。在我是经过一场‘灾难’。我本来坚辞此奖,也不想自己去领奖,后来不得已,只好去。你注意到没有?我是从后台,由两位礼仪小姐扶着出来的。”[22]

这不是施蛰存的暮年心态,而是他的疑惧、谨慎,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当施蛰存早年以施青萍之名在《申报》《半月》《星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非常渴望借用报刊这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文艺才华。1923年,施蛰存自费刊印了生平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就和戴望舒联名致信《世界小报》的编辑姚民哀说:“在《世界小报》上,你有一段余白,说给我《江干集》做一个批评,但你却将这工作,和梦鸥的《苏州的两日》做交换,足下未免记错了吗?现在《苏州的两日》已寄奉,你的《江干集》批评,也要请你发表了。”[23]年轻的施青萍渴望依托媒体宣传自己,甚至主动联系报刊编辑讨要宣传版面和相关书评;暮年的施蛰存却宁愿封锁内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永远炒不热的栗子,两相比较,其中的况味令人深思。

新旧两个文坛——施蛰存作家身份的再发现

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兴盛期,文坛新陈代谢,新老更替。复出的老作家热衷于写散文、随笔,文坛往事和故旧友人,经他们一描述,就有了深邃的历史感和浓郁的人间情味,体现了饱经磨砺和坎坷的中国文人的气度和智慧。因此,复出老作家的散文随笔也是当时报刊媒体热捧的对象。施蛰存自1937年起就不再进行小说创作,复出后,他同样以随性之笔,在众多报刊发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的随笔散文和诗歌。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施蛰存散文创作的另一个高潮期。

朦胧诗和先锋小说或多或少与1930年代以戴望舒、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和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有某种联系,施蛰存晚年对此却有意撇清关系。他说:“‘现代诗派’,好像我是罪魁祸首,舒婷、北岛的诗,也好像是我影响出来的,所以我必须躲开,与诗不‘搭界’,幸亏我不再作诗,故而无法直接批到我头上来。”[25]

当代一些著名作家认为曾受过施蛰存文学创作的影响,当年的先锋作家格非在《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中提到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对他创作的影响,他说:“读本科时听过施先生的课,他对‘新感觉派’这一称号并不以为然。《上元灯》《春阳》《梅雨之夕》等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鸠摩罗什》保留了心理小说的特点,但境界似乎更为阔大。”[26]贾平凹在《影响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中推荐施蛰存的《蝉与蚁》,他这样评价辜鸿铭、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巴金、老舍、施蛰存、张爱玲等人的32篇散文:“可以说,是这些作品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文学。它们有的是提升了我的境界,有的是拓展了我的思维,有的是文本上的启示,怎样结构,怎么运用文字,怎么控制节奏和把握味道。我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突然看到了它们,便觉眼前一亮,接着是一阵喜悦或一阵颤栗,就觉得,这些美文是给我写的,它们在一直等待着我。”[27]

1986年,施蛰存在致古剑的信中说:“去年秋季以后,我成为‘重新发现的作家’,居然走了红运,有几个青年作家来访问,说是向‘现代派’‘寻根’,又有一批自称‘八十年代新诗人’都是廿七八岁的青年,最近从北京来访问我,因为戴望舒已故世,就到我这里来‘寻根’……你看,他们已经给现代诗排好了系统。北京、上海、杭州有二十多人,看来也将成为一支‘异端’的新军队。”[28]

施蛰存在当代的文学影响,与其说是其新感觉派小说的开拓之功,毋宁说是长寿者施蛰存作为中国新文学早期“现代派”小说家、诗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路标效应。陈思和认为施蛰存是“八十年代意识流小说的先驱者”。[29]顾彬也认为新感觉派的三个代表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的作品是另辟蹊径,并肯定他们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影响,他指出:“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与阴暗力量的合谋以及死于非命的暴力情节常常让文学作品看起来只是二流的水平,但要是没有这个由文学构想出来的虐待、自残和残忍的世界,后来享誉世界的新中国作家如王安忆、格非、余华和苏童等的作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30]李欧梵说:“当我们重绘世界小说地图的时候,会在西欧的乔伊斯、伍尔芙、托马斯·曼这些现代主义大师之东,以及南美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之北,发现一位继往开来而又独特无二的现代主义作家—施蛰存。”[31]这些评价并非拔高,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当施蛰存不再从事小说创作多年以后,他完成了其艺术生命的种种转向—在1950年代转向文学翻译,翻译了大量东欧弱小国家的优秀作品;1957年后又转向金石碑版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编辑和撰写了大量相关专著和论文。施蛰存的这些选择受政治影响,而选择的内容与政治无关。小说创作、文学翻译也好,金石碑版研究、古典文学研究也罢,他都饶有兴致地钻入其间,孜孜不倦,追寻各种艺术形态中蕴藏的美与生趣,显示了一部分海派知识分子博大驳杂的艺术视野和文化趣味。施蛰存晚年在金石碑版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这两方面虽用力颇多,成果丰富,但似乎并未引起更多注意,因此台湾学者龚鹏程认为:钱锺书和施蛰存“皆以新文艺蜚声于早岁,以考古论艺崛起于末年。然钱锺书四海扬名,施蛰存北山沦隐,名之显晦,固难言也。今之言20世纪文学者,但知施蛰存在上海一段新感觉光景,而于其学术之大凡、平生之蕲向,一概茫然,则尤可悲也”[32]。

这里固然存在一个雅与俗的接受难易问题。施蛰存创作的小说,其读者可以是普通市民,也可以是专业研究者;而他撰写的金石碑版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论著,较冷门,也较高深,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非具备一定专业基础和学术准备不能阅读欣赏。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选择和接受,由读者的欣赏水平和理解能力决定。当然,施蛰存的金石碑版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不被大众所知,除去读者接受因素外,应还有如前所述的政治等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原因。

施蛰存早期的小说创作,在1980年代又再次被重视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治大环境和文学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文化昭苏后,被人为中断的文化脉络需要与传统文化对接,一些富有创作力的老作家也纷纷复出,文化和文学都在“寻找”各自的现代传统。在这种环境下,施蛰存当年的小说也当之无愧被视为文学长河中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一部分。

施蛰存认为:“作家是为了自己—抒发心灵、宣泄感情,这是创作的原动力。当然也可以谎称是为了其他,但说到底还是谁也不为。想写就写嘛……作家不应该是被什么人豢养或者雇佣,他们心灵的自由和创作环境的宽松最重要。”[33]

政治空气的松紧,直接关涉到作家的文学创作。周作人就曾指出:“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34]新时期以来,施蛰存的一部分优秀小说被“再发现”和“再开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他的作品并非所有的都纯熟和完美,也许经不起较长时间的淘洗,但能在1980年代以来重新被重视,与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文化政策和较宽松的文艺环境息息相关。

二是出版界看重施蛰存小说的市场价值,开始逐渐重印他早年的现代派小说。1999年,由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组织来自全球十四位文学名家,评选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名列第93位。[35]苏雪林在她撰写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一书中这样评价《将军的头》:“如果有人叫我开一张五四以后新文学最优秀作品目录,施蛰存《将军的头》一定会占个位置。这或者是我的偏爱,但叫我故作违心之论去赞美那些徒以善于骂人而艺术粗糙拙劣不堪一读的大师们作品,宁可欣赏我所偏爱的东西。所以《将军的头》虽然受赞赏和受毁骂的年代早过去了,但我愿意来评它一评。”[36]这些充分说明施蛰存小说跨越时空的魅力,它们以反映“现代心灵”为目的,与时下的现代思潮对接,印证上海的发展嬗变,贴近读者的审美情趣,勾连着文学与大众的隐秘的内心情绪,至今仍具有不可小觑的辐射作用。因此,施蛰存的现代派小说在1930年代虽是昙花一现,却如流星划过,擦亮夜空,余味悠长,至今仍吸引读者,有一定的阅读市场。这应是出版商顺应读者审美需求,频频出版施蛰存小说的原因之一。

有编者将严肃的纯文学创作中探讨两性关系或性心理的现代小说编成“中国现代性爱小说资料丛书”,将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在巴黎大戏院》也罗列其间。还有某些出版社为了获取更丰厚的市场利润,打出了“世纪情爱小说精品”系列的招牌,将施蛰存的部分小说收入其中一集,命名为《魔情》。编选者在《前言》中说:“施蛰存的小说却不简单地言情说爱,而是浓墨重彩地层层开掘人人心中所有的情爱妖魔如何兴风作浪,颠倒众生。……性爱,你这魔鬼!性爱,你害得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好不苦也!施蛰存的小说如是说。”[37]综观这些出版活动,他们将施蛰存严肃的文学试验和文本创作当作一部分读者寻求感官刺激的消费品,各出版商以各种名义对施蛰存的小说进行编排,无非是迎合少数读者“有色阅读”的需要。这些出版行为也有意无意地误导了不知情的读者对施蛰存的印象。许多读者对施蛰存小说被人以煽情魅惑之作的名义出版很是惊诧,有读者在《文汇报》上发文说:“不幸的是,近览书摊,忽见一书,封面之上,影绰绰一对调情男女,书名夺目,赫赫然《石秀之恋》,再看作者,竟是如雷贯耳施蛰存先生!”[38]另一位读者说:“至于当代文学宗师施蛰存先生自选的《施蛰存十年创作集》上下册居然被改名为《雾·鸥·流星》和《石秀之恋》,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了。”[39]他的小说竟戴上了这样一顶恶俗的帽子,被大肆渲染。

也有一些不法商家注意到施蛰存小说的市场价值,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版了他的小说。1996年,施蛰存致信赵清阁说:“寄书三册。一本送你,两本请你的阿姨分别代送王元化及罗洪。这是盗版书,发现后,请律师交涉,方送来了稿费及书五十册。”[40]他不希望自己的旧作被炒作,说:“可想不到,我那些小说,却和秦始皇的兵马俑同时出土,刍灵成为宝物……愿上帝保佑,让我的那些‘新感觉’小说安息吧!”[41]

施蛰存早期小说创作被再发现的第三个原因,与学术界对他的关注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大陆的学术界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施蛰存的介绍和研究,根据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指示,逐渐走向明朗和清晰,有一个由首先关注施蛰存的作品到研究作家作品的发展过程。

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联合编选的《短篇小说选·第三册》收入施蛰存的小说《将军的头》;同年,该编写组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卷》,收入施蛰存的杂文《文学之贫困》。1980年,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1949第二卷》中收入施蛰存的《上元灯》。这是大陆学术界对施蛰存“作家”身份的重新认定,他们从厚厚的故纸堆里,从变幻诡异的政治烟云中,将施蛰存挖掘出来了。

1982年《十月》第6期刊登了吴福辉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春阳〉》一文,这应是大陆学术界自“解冻”后首篇正面评价施蛰存,也将其小说旧作当作文学研究对象的学术评论文章。吴福辉认为,“施蛰存的小说不乏佳篇,但大部不为今人所知”[42],并以《春阳》为中心,将施蛰存的作品进行了大致梳理,肯定了他在中国尝试心理小说的意义。1984年,与施蛰存同为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张又君出版了《作家剪影》一书,他指出:“施蛰存是一位被遗忘的作家。……现在的青年文艺爱好者,对施蛰存不仅不熟悉,可能连名字也没有听见过呢。”[43] 1985年,严家炎编选《新感觉派小说选》,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石秀》《魔道》《春阳》等8篇小说入选。严家炎在前言中提到:“中国新感觉派主要有三名作家: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对于他们的情况,过去文学史中很少提到,一般读者不免生疏。”[44]

施蛰存虽淡泊名利,但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他形成了善于推介的习惯或者说是经验,他非常重视公共平台和宣传效应。诸如1934年施蛰存主编《文艺风景》杂志,为扩大杂志的销售量,他在《申报》刊登出《文艺风景》的广告两篇。[45] 1935年,施蛰存和康嗣群联办《文饭小品》杂志,也在《申报》《读书生活》等报刊上刊登了出版广告。[46] 1946年,施蛰存和周煦良主编《活时代》,在《文汇报》上连续刊登出版广告。[47]尽管1980年代初期有一些报刊开始逐渐关注施蛰存,但施蛰存并不以此为重,他说:“访问记写的都是表象,实际上没有一篇文章把真的我写出来。”[48]

与此相反,虽然他一直不同意严家炎等学者将他视为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却很重视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和推介。当一些海外汉学家如李欧梵等开始关注和研究施蛰存时,施蛰存在1985年3月12日给李欧梵的回信中写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了一本《新感觉派小说选》,收了我八篇小说,及穆时英小说十篇,有严家炎长序,此书足下或可供参考……《十月》1983年有吴福辉一文论我的小说。”[49]施蛰存寂寞太久了,“正统”的学术研究界对他的些许评价,竟让他念念不忘。

参考文献: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13日致施蛰存信,由施蛰存之子施达生前提供。

[2]《华东师范大学大事记:1951—198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3]沈建中:《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

[4]顾朝晶、陆继椿:《探讨中学语文教学规律》,《文汇报》1979年8月16日。

[5]张自强:《为社会主义尽心尽力》,《文汇报》1981年3月31日。

[6]崔以琳:《青史留名在昨晚—上海文学艺术奖隆重颁布》,《新民晚报》1993年6月30日。

[7]林伟平:《上海作协聘请一批顾问》,《新民晚报》1989年4月6日。

[8]张立行:《微型小说创作将掀起高潮》,《文汇报》1993年4月4日。

[9]傅庆萱:《当代著名作家支持申办奥运》,《文汇报》1993年5月18日。

[10]施蛰存:《告存》,《新民晚报》1991年1月11日。

[11]张继合:《“看问题”的施蛰存》,《滋味》,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12]郜元宝:《记取传统,驱除寂寞—写在施蛰存仙逝、巴金百岁寿诞之时》,《南方窗》2004年第1期。

[13]李欧梵:《廿世纪的代言人》,《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4]引自张英:《期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融—访著名学者施蛰存》,《山花》1996年第1期。

[15]施蛰存:《致古剑》,《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16]施蛰存:《致古剑》,《施蛰存海外书简》,第126页。

[17]施蛰存:《致古剑》,《施蛰存海外书简》,第157页。

[18]施蛰存:《致李辉》,《北山散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3页。

[19]引自刘麟:《无声的对话》,《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

[20]李辉:《执拗的智者》,《读书》1993年第11期。

[21]毛时安:《生命魅力的另一面》,《新民晚报》1993年12月15日。

[22]施蛰存:《致赵清阁》,赵清阁:《沧桑往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74页。

[23] 施青萍、戴梦鸥:《致姚哀民书》,《世界小报》1923年11月29日。

[2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

[25]施蛰存:《致孟浪》,《施蛰存海外书简》,第73页。

[26]格非:《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7]贾平凹:《影响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8]施蛰存:《致古剑》,《施蛰存海外书简》,第130页。

[29]陈思和:《贾先生引我认识施蛰存》。吴福辉,朱珩青编选:《百年文坛忆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

[30]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31]李欧梵:《“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文学大师施蛰存先生》,《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32]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第404页。

[33]引自张继合:《“看问题”的施蛰存》,《滋味》,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3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35]《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参考消息》1999年6月25日。

[36]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42页。

[37]《魔情》,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38]凌河:《石秀之“恋”?》,《文汇报》1991年10月21日。

[39]潘志豪:《莫让谬种传后世》,《新民晚报》1992年10月10日。

[40]施蛰存:《致赵清阁》,赵清阁《沧桑往事》,第75页。

[41]施蛰存:《我有好几个“自己”》,《新民晚报》1998年6月26日。

[42]吴福辉:《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春阳〉》,《十月》1982年第6期。

[43]张又君:《作家剪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

[44]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45]见1934年5月27日和1934年5月29日《申报》。

[46]见1935年2月8日《申报》和1935年《读书生活》第2卷第1期。

[47]见1946年4月9日、4月13日、5月1日、5月19日《文汇报》。

[48]引自李菁:《今年九十 明年十九—记昨天举行的文学老人施蛰存祝寿会》,1993年12月8日《新民晚报》。

[49]施蛰存:《施蛰存海外书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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